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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臂将军童炎生:脱手斩得小楼兰
发布日期:2025-05-26 14:27    点击次数:116

童炎生(1911—1985年)江西省安福县人。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,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任排长,分队长,游击队长,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。抗日战争时期,任新四军连长、连指导员,营教导员,团政治处主任,团政委,旅政治部主任。1940年10月,任苏中军区特务三团政治委员,在给部队讲解缴获的土造手榴弹时意外爆炸,被炸掉右手,经两次手术截肢。解放战争时期,任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、副司令员,苏北军区泰州军分区司令员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任苏北军区参谋长,江苏军区参谋长,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,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。全国政协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届委员。

苦苦坚持在茶攸莲地区

1934年,乌云翻滚,杀声震天,战争的硝烟笼罩着代表中国之希望的红色沃土,许久、许久地没能散去。

中央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了,被迫实行战略转移。接着,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也被迫离开永新城,突围西征。一时间,湘赣苏区这块土地上便爬进了密密麻麻的白军。红军撤走了,世世代代生活在湘赣地区的人民还在。人民是土壤,与人民休戚与共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丢下人民不管,中央指示湘赣边区党委留下来,继续带领民众坚持根据地斗争。湘赣苏区党政机关遂从永新城,撤到石灰桥、牛田,继而转移到莲花、萍乡、安福交界的武功山区,领导游击战争。

白军阻拦不住红军主力,就转回头朝湘赣边区的党政机关扑来。边区党政军机关走到哪里,白军就疯狗似的跟到哪里。

掩护边区党政军机关转移的是红军湘赣省军区独立第三团。全团4个步兵连、1个重机枪连,只有千把人。

一天,独三团掩护机关通过全世街、莲花、萍乡,行至安福泰山和钱山地区,正要隐身钻进深山密林,突然从林边村寨冲出来几千名白军,呼叫着向独三团扑来。三团政委刘培善沙哑着嗓子喊:“三连,快,从左侧突!”

三连赶忙突击,连队还没完全展开就被白军压了下去。

“连长呢?”刘培善急了,火匆匆地问。

“在萍乡战斗中牺牲了。”

“指导员呢?”

“也牺牲了。”

“三连不行,二连上!”刘培善焦急地喊。

刘培善的话音未落,三连阵地上突然站出一个身材瘦小、双目炯炯、嘴角上挂着几分刚毅的战土,一面大喊:“三连,跟我上!”一面动作麻利地向敌群甩出两颗手榴弹,随着“轰隆”的爆炸声,他第一个冲了上去。

这位战士叫童炎生,江西安福县人,时年23岁,1930年4月参加红军,是三连八班长。

鸟无头不飞,船无舵难行。三连战士在童炎生的带领下,大喊着:“听・飞毛腿'指挥”,“跟・飞毛腿”冲呀”,勇猛地向敌人冲击着。

飞毛腿”是童炎生的绰号。提起这个绰号的来历,还有一段趣事呢。

那是他在家里给地主当长工时,一天,他往山上挑粮,碰到一只野兔。野兔两只前腿支着,屁股蹲在后腿上,瞪着他,像是嘲笑他无能,又像是要和他比试赛跑。他飞脚踢过去一块小石头,想吓跑野兔,不料野兔不仅没跑,还伸出两只前腿向他挥动,逗他玩。他受不了小精灵的嘲弄,“哗”地扔下挑子跑上前想抓,刚伸手,野兔“噌”地一蹿老高,跑了。他叹了一声停住脚,野兔也站住。他又追,野兔又跑,追追停停,停停追追,展开了人与兔子赛跑。野兔向山上跑,后腿长,一蹬一窜,跑得风快。童炎生不甘示弱,穷追不放,硬是把兔子追得吐了血,躺下不动了。从此,童炎生追兔子的事在乡里传开,越传越神,一直传到红军耳朵里。他当红军后,大家一听说他是安福那个追兔子的青年,便送了他一个“飞毛腿”的绰号。

“好样的,‘飞毛腿'!”看到三连战士在童炎生带领下猛烈反击,刘培善不由的高喊起来。

童炎生和他的战友左砍右杀,猛冲猛打,一举击退左侧白军,为部队打开了前进的缺口。边区党政机关干部和独三团指战员在刘培善的指挥下乘势钻进密林,踏上向湖南攸县、江西莲花交界的太平山、甘子山区转移的道路。

10月中旬的一天,红军和边区党政军机关终于到达目的地,开始了旷日持久的3年游击战争。

艰苦是块试金石。血与火考验着勇士的忠贞和信念。在白色恐怖下,边区的许多地方党团组织散了,许多志士被杀了头或被关进监牢。留下来的,有的怕艰苦不干了,有的想发财投敌了,甚至连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省军区政委陈洪时,也在转移到攸县后当了可耻的叛徒。在灵与肉的决斗中,独三团也由原来的近千人锐减到百十人。

然而在这种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之时,童炎生却坚信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胜利,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会战胜代表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。就在撤到山上的红军迫切等待上级派人来领导时,湘赣省苏维埃工农政府主席谭余保奉上级党的命令,从湖南回到茶攸莲地区,重新组建了临时湘赣省委、军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。独三团和部分地方干部合编为湘赣游击支队,下辖3个大队,每个大队40余人。由于童炎生信念坚定,转移中表现突出,刘培善政委特别提议让他当二大队的分队长,命他带分队十几个人配合省、县委工作队,在旗盘山、太平山一带活动。

湘赣边区的革命斗争刚刚活跃起来,嗅觉灵敏的白军便于1935年上半年,又“汪汪”地扑上来。他们在军事上,除反复“清剿”外,又在甘子山、太平山、旗盘山的周围筑碉堡,造暗楼,进行封山、搜山,伏击过往的游击队;在政治上,采取恶毒的“移民政策”,强迫山上的零散住户搬到碉堡、据点附近,规定老百姓不准随便外出、不准与外人接触,推行保甲制度,实行“一家通匪,全村皆杀”的残酷政策;在经济上,对红军实行严密封锁,特别是控制集镇商贩的粮食、食盐、火柴、胶鞋、药品、布匹等买卖,多买多卖者以通匪论处,企图饿死、困死红军。

童炎生和战友们被困在山上,生活异常艰苦。没有粮食,就靠野菜、竹笋,甚至野草度日。

5月的一天,他带小分队下山发动群众,回来时不慎踩踏了白军撒在山道上的白灰,留下了脚印。敌人暗哨发现,吆喝来大批的白军进山“清剿”。敌人越追越近,炊事员刘三狗挽起袖子,焦灼地说:“炎生,打吧?”

“不行。白狗子人太多。”

那也不能等死。你不打我打,打死1个够本,打死两个赚1个!"刘三狗端起枪就要打。

“三狗,别胡来!”

那怎么办?”战士们都把信任的目光投向童炎生。

童炎生看了看天,参天大树藏不住身,看了看地,地上无缝可钻,不过地上积起的一尺多厚的落叶倒可利用,于是他果断地说:“快,趴进落叶里。”

红军刚趴进树叶里,白军便端着明晃晃的刺刀,踩着树叶走过来。

“他妈的,活见鬼,刚才还清清楚楚看到几个共匪在晃动,怎么眨眼工夫不见了。”白军上尉嘟囔着,让手下踏着松软的树叶,一字展开,深一脚浅一脚地进行地毯式搜索。刘三狗憋得难受,喉咙痒痒,“喀”地咳了一声。一个白军听到了,猛地转身扭头,大喊“连座,有人咳嗽!”

“看你手颤的,不是听错吧?”

“我拿脑壳儿担保,错不了。”

“好,回头搜!”

童炎生听到白军连长发令,朝刘三狗踢了一脚,把子弹袋朝嘴上一比划,示意他堵住嘴。

白军踢着干树叶又搜索了一遍,什么也没找到,走了。不料走了1个连又来了1个营。但任凭白军搜来搜去,躲藏在树叶下的十几个红军,哪怕让白狗子踩了头、踏了脚也纹丝不动。自然白军也以为是踩了石头或树杆便过去了。

晚,白军又累又饿下山去了。山上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

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童炎生,这时却陷人了沉思:“今天多悬啊!可是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,老使用这种法子怕就不灵了。”他正抓耳挠腮,着急无奈时,看到战土小陈身上穿的一件国民党军衣,顿时眼前一亮,计上心来,他乐了。

“分队长想美事啦,看你乐的?”

童炎生所答非所问地命令说:“明天起每人准备一套国民党军装,随身携带!”

“哎,队长,你这是搞啥名堂?”

“莫不是让大家投降当白军吧?”

“哪有这样投降的,还自带军衣!”

一句话把全分队的战士都说笑了…

11月,天气寒冷,“清剿”的白军冷得顶不住,开始收缩兵力。童炎生乘机率领小分队下山,袭击农上村北的敌据点。面对突然出现的红军,白军猝不及防,据点三下五除二被红军给端了。正在收缩兵力的白军,连忙朝响起爆炸声的地方赶去,追歼红军。

童炎生见白军追来,便率小分队迅速转移。一路上时而有意暴露,时而隐蔽起来,若即若离,牵着白军的鼻子走。双方走呀走,走到一个密林处,童炎生命令战士们换上国民党军装。红军战士瞬间改头换面,化好装。童炎生朝队伍中扫了一眼,挥动大手说“跟我来!”

不ー会儿,红军绕了一个圈儿和追上来的白军相遇。

“准备手榴弹!”

红军战士“噌噌”从腰上拔出手榴弹,手指勾着拉环,跟着童炎生登上山顶,有意跟白军靠近。

“哪一部分的?”走在前头的白军问。

“瞎眼啦,看不见!”

“我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!”白军一看是自己人毫无戒备。

“去你妈的!”童炎生大骂一声,率先“嗖”地向敌群掷去一颗手榴弹。接着,红军战士的手榴弹劈里啪啦雨点似的落在敌群里。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,敌人血肉横飞,哭爹喊娘,乱作一团。待敌人醒过劲来,童炎生早带领小分队远走高飞,巧妙地转移到另股白军跟前……

深夜,小分队回到宿营地。因为打了胜仗而兴奋的一个个忘记疲劳,扎起了堆儿。小陈拍着童炎生的肩头,伸着大拇指说:“分队长,这个!”

“去你的。”童炎生扳下了小陈的大拇指。

面对红军游击队的不断打击,敌人气急败坏,便在红军游击队下山到农上村的要道上设立了据点。童炎生分析了情况,决定瓦解敌军,先变敌为友,再变友当红军。

童炎生先是深入附近农村了解据点里人员的身世,以便有的放矢地做瓦解工作。

一天夜晚,他返回山里时惊动了农上村边住户的看家狗,“汪汪”的狗叫声引出了据点里的敌人。童炎生见走不脱,忙躲进东头户农院。

“咣当”,门被踹开,一个五大三粗的国民党兵进来。童炎生不及躲闪,两人相遇。大个子白军一见是个生人,便心中生疑恐吓说:“你是红军,跟我上据点走一趟!”

童炎生上下打量了一下对方,单刀直入地说:“你叫符永生,据点里的班长,也是个穷出身,你手下的10个弟兄也和你一样,都是被逼出来当白军的。

“少啰嗦,跟我走!”符永生把枪口朝童炎生胸口一顶。

童炎生没有与符永生搏斗,而是冷静地说:“你的眼力不错,我的确是红军,带我走可以,但我要问你两句话后才能走。”

“你说!”

“你当过长工,我也当过长工;你是活不下去了被逼当兵的,我也是活不下去了当兵的,可我俩不一样。”

“都是臭当兵的有啥不一样?”

“因为你是给富人当兵,为欺压穷人的人当兵。你也不想想,你的父母是怎么死的……”

符永生听着听着放下了举起的枪,说:“你快走。”

“我不走,咱俩得交个朋友。”

从此,童炎生和符永生一来二往,慢慢熟了。没过多久,符永生就秘密参加了共产党。随之,他又在据点里发展了两名党员。农上村据点,名存实亡,成了红军上下山的前哨。

红军和农上村据点士兵来来往往的情况,日子一长被国民党特务知道了,国民党军决定把据点的人都抓起来杀掉。童炎生从地下党里知道后,立即率部配合符永生起义。

符永生起义成功。农上村据点里的人正式参加了红军,编为茶攸莲游击大队,上级任命童炎生任大队长,黄炳光任政委。

1936年春的一天,童炎生闻悉莲花县西乡联保主任在保丁护送下去攸县集训,认为这是打击国民党政权地头蛇的好机会,便和黄炳光合计,率部出发,埋伏于周家屋地区。

午时,联保主任和保丁们,哼着淫荡的小调进入伏击圈。

“打!”随着童炎生的命令声,一排子手榴弹轰隆在敌人中间炸开。童炎生趁势率领部队端着刺刀飞快地冲上去,连声大喊“缴枪不杀,红军优待俘虏!”

这些地头蛇们,别看平时在老百姓跟前称雄称霸,耀武扬威,可眼下却一个个瘫在地上,哆嗦着身子说:“我缴枪,我缴枪。”

战斗5分钟结束,茶攸莲游击大队全歼敌联保主任以下10余人,缴枪13支。他们背着战利品,迎着明媚阳光,又走向新的战斗。

打响新四军抗日第一枪

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,

东进,东进!

我们是铁的新四军……

1937年7月7日,抗日战争爆发,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。湘赣边区红军游击队经过艰苦漫长的3年游击战争,走出山,在支队参谋长段焕竟和支队政委刘培善率领下,开赴安徽岩寺,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,童炎生任连长。从此,这支部队又高唱着《新四军军歌》,踏上了新的征途。

1938年4月28日,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率部从岩寺西南潜江出发,日夜兼程,挺进到苏南敌后,进行战略侦察。5月中旬,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又率所部跟进。几天后,两支劲旅在溧水新桥会合,继续挺进,于6月13日到达苏南茅山地区。

当时的苏南,人心惶惶,一片混乱。日军攻占宁、沪、杭、芜等战略要地后,仍继续扩展。国民党军队在日军攻击面前未做坚强抵抗就溃退而去:一些民族败类乘机纠合在一起,成立维持会等伪政权,助纣为虐;地痞土匪蜂拥而起,趁火打劫;各种名目的“游击队”占地为王,敲诈勒索,鱼肉乡民。一时间“司令”、“主任”多如、牛毛。

正当人民群众渴望跳出火坑,进行抗日之时,新四军开来了,宣传抗日,发动群众,进行抗战。

一些有正义感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服装不整,肩背破枪的新四军,感叹地说:“你们这支军队有优良的纪律,作为一支政治宣传队呱呱叫;要是开到东线打鬼子,那就惨啦!”

许多盼望新四军到来的民众看到新四军,也摇着头说:“人家装备优良的国民党中央军都抵抗不了日本人,你们这么几个人几支破枪,能行吗?”

面对种种怀疑和担忧,陈毅、粟裕等新四军领导人当即指出:打仗,必须打仗!只有从军事上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,才能扩大新四军的影响,提高人民群众抗战的勇气和信心。

打仗!童炎生和战友们也急切地盼望着。

6月4日上午,这一天终于盼来了。陈毅在茅山东北延陵做战斗动员。战士们磨拳擦掌,请缨出战。陈毅司令员高兴地说:“都想打鬼子,要的!这个处女仗很重要,关系着新四军的声望,只有打胜,不能打败。为此我决定在第二团第三营挑选那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,经过考验、战斗经验丰富的红军战士去担任。”

“好啊!好啊!”三营战士眉开眼笑地欢呼着。

副团长(政委)刘培善走到队伍前,定了定神,对每个干部战士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电影后,大声喊:

“童炎生!”

“到!”

“出列!”

“程祥元!”

“到!“

……

刘培善一连点了七八十个人的名字,并宣布组成临时战斗连,由童炎生任连长,程祥元任指导员。

部队解散。刘培善把战斗连干部带到粟裕住处,听粟裕司令宣布行动计划和打法。

下午,战斗连在粟裕直接指挥和带领下,和抗日先遣支队警卫班、侦察班的30多人,共计100多人,从溧水出发。

临时战斗连出发后,为了不暴露企图,开始一直朝西北方面迂回前进,直到夜幕垂落,才突然调头,从东南直插目的地。

时值梅雨季节,乌云低垂,雨点稠密,部队踏着泥泞,在夜幕中深一脚浅一脚地疾行。走着走着,夜幕隐去,天空放亮。走在队伍中间的粟裕定睛看了看部队,只见一个个满身泥浆,疲劳不堪,便对童炎生说:“童连长,你给部队动员一下,趁白天好走路,加把劲,争取天黑前到达目的地。

“好!”童炎生说着,蹬上路旁一块大石,像说快板一样:“新四军,铁脚板,不怕苦,不畏难…”

战士们在童炎生的鼓动下,嘴里不住地喊着“加油!加油!”大步流星地走着。他们为了争取时间,饿了就就着从头上流下来的雨水干粮,渴了,就把流到嘴边的雨水住嘴里一抿,马不停蹄的翻过一座座山、跨过一道道岭,终于在掌灯时分,到达破击铁路的目的地南京至镇江间下蜀镇附近的铁道上。

“到啦!”粟裕高兴地对童炎生说,“快,组织破击铁路!”

听到破击铁路,战士们顿时忘记了疲劳,拿出随身携带的铁棍、木棍、树干,按照童炎生的指挥一字形展开,站在铁路边,从铁轨、枕木下挖石子,接着又把棍子塞在铁轨下。

童炎生着:“一二!一二!”

“喀嚓!”一个战土手中的撬棍折断了。

“咯嚓!”又一根……

“粟司令,这样不行,我到铁路附近请教老百姓,看有什么好办法。”

“好,速去速回。”

童炎生飞身跨出铁路,匆匆跑去。跑到一个土坎拐弯处,赶巧与一个中年汉子撞了个满怀。他一愣,急忙打问。原来汉子是个有血性的中国工人,曾在铁路上当巡道工。日军来了,他不愿意给日本人效力,回了家。巡道工听说新四军要破坏铁路,打鬼子,高兴地连忙跑回家把自己的撬杠、镝头拿出来,交给童炎生,并教他先拔道钉,然后移开铁轨就成了。

按照巡道工说的办法,铁路很快被破坏了。看着横七竖八躺在路旁的道轨,粟裕命令部队离开现场,转移到下蜀镇西南的小山上休息,以逸待劳,等待日军的到来。

16日晨,粟裕和战斗连战士刚吃过早饭,“吭哧吭哧”一列日军火车满载着军需物资,冒着黑烟,从上海方向驶来。忽然,火车急刹住,司机歪着脑袋探出窗口看了看,摇摇头,把前进档换成倒退档,又“吭哧吭哧”地退着走。

“粟司令,打一下吧!”童炎生看到满车的军需物资,手痒痒地说。

“不行,我们的伏击战还没有打,不能因小失大。”

火车退去,童炎生按照粟裕的命令将部队带到小村边上的茅草房里休息,随即又和程祥元还有3个排长跟随粟裕到小竹林里开会。

“我们的伏击地点在镇江西南韦岗至赣船山口的镇句公路上。”粟裕直到这时才明确地说出伏击地域,“这条公路上每天都有五六十辆鬼子的汽车毫无戒备地通过,从上午7时开始就有返回的,为了首战告捷,我们今晚后半夜出发,天明到达伏击地域。”

“保证完成任务!”童炎生代表战斗连干部说。

会后,粟裕让部队抓紧时间睡觉,养精蓄锐,可指战员们谁也睡不着。童炎生更是焦灼,一会儿借着烛光看看表,一会儿起身到屋外看看天,天地一片,到处黑洞洞的,惟有身边的树叶被雨点砸得沙沙作响,越发使人感到旷野的沉寂。他急得搓着手自言自语说:“真熬人,时间怎么这样慢。”

正在这时,粟司令命令:“出发,童连长!”

“是!”童炎生赶忙回到屋里叫起战士们。

队伍在泥泞的夜路上艰难行进,终于在夜幕撤去前,到达目的地。

童炎生站在山巅放眼看去:好险要的地形,两条100多米高的山岗横卧南北,镇句公路像一条狭长的带子,弯弯曲曲地被夹在中间。他心中不由得对粟司令产生了无限敬佩。

为了封锁消息,防止镇句方向的日军北进,使部队受到夹击,粟裕决定部队7时半开始下山,进入伏击位置。

童炎生命令:“各班原地休息,擦拭武器。”

战士们知道马上就要打仗了,高兴地一面擦拭武器,一面哼唱着: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……”

童炎生为了万无ー失,又到各班里一个一个地检查武器。当走到机枪班时,他对大个子机枪手说:“看来你的机枪擦得不错,下面就看打起来能不能沉着,打得准,打得猛。”

“没问题,瞧好吧!”

“先别吹,”七班一个小战士蹦过来说“大个子,我问你,打汽车该打哪里?”

“去去,这谁不知道,打开车的,开车的死了车不就僵了!”

“不对,打轮胎,轮胎没了气,车就动不了啦!”

七班战士跟着小战士起哄,大个子憋得脸通红,急得瓮声瓮气地冲小战士说:“我说不过你,鬼子的汽车一到,只要你不吓得尿裤子就行。”

“哎,同志哥,我们是研究打法,你别急嘛,信不过小兄弟等一会缴支东洋枪给你看!”

“牛皮不是吹的,火车不是推的,走着瞧!”

8时20分,童炎生刚率领部队接近公路,镇江方面就传来了汽车喇叭鸣叫声。不ー会儿,一辆黑色包车便探出了头。

200米、100米、50米、30米,“叭!”童炎生首开一枪。

枪声为号。战士们手中的步枪一齐开火,子弹在日军汽车上“乒乒兵兵”乱响。日军的包车像挨了闷棍的疯狗,喘着粗气,横冲直撞,拼命逃窜,起火后又狂弃出50多米倒在公路西沿。

日军包车刚趴下,3辆日军卡车又由北而来。这时粟司令员跟随后续部队进入阵地,只见他果断沉着地举起左轮手枪,一面命令部队截车,一面率领警卫员穿过公路,登上山坡指挥。

童炎生和程祥元带领部队迎击来车。刹时,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一齐向日军卡车袭击。山谷震响、硝烟弥漫,3辆卡车一辆辆被击中歪倒在地。

狡猾的日军有的跳进水沟,有的窜人路边草丛,有的潜入车底车旁,负隅顽抗。

童炎生一看敌人化整为零,便对程祥元说:“指导员,你带二排向路边草丛搜索,歼灭逃敌;我带一排搜索车下,三排向水沟搜索。”

又是一阵激战,部队扫清了残敌,战斗结束。

七班小战土举着一支崭新的三八式步枪,高兴地跑到正在汽车旁指挥搬运战利品的童炎生,报告说:“连长,你看,我缴的!”

童炎生高兴地拍了拍小战士的肩头。

小战士扭头问蹲在汽车轮胎旁的机枪手:“大个子,你看这是什么?”

“数轮胎上的枪眼。”

“哈哈!"搬战利品的战士们一听都笑了。笑声汇集在一起,像是庄严宣告:新四军首战告捷!

战后清查战果,共毙敌土井少佐、梅泽大尉以下官兵90余人,击毁汽车4辆,缴获长短枪20余支……

雨洒着江南,风送着捷报,新四军的声威在江南的土地上传开了。为此,陈毅高地说“江南处女战打得很好”,同时作七绝一首:

弯弓射日到江南,

终夜喧呼敌胆寒。

镇江城下初遭遇,

脱手斩得小楼兰。

姑娘恋上“飞毛腿”

“童主任走路时好像有些跛,你们看出来了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看出来了吗?”

“也没有。”

跟随童炎生转移于江南大地上的新四军战士不仅都摇头,而且还纷纷说:“童主任的绰号叫‘飞毛腿’,走路如飞谁不知道,要是他有点跛还看不出。”

“你们的眼睛有毛病。”团供给处会计姑娘摇摇头,肯定地说:“他是个瘸子。”

姑娘叫徐敏,出生于书香门第,抗日战争爆发后,由于不甘心当亡国奴,毅然投奔了新四军。由于她斗争坚决、作战勇敢,部队1942年冬天精兵简政时,她不仅没有因为是女同志而被减掉,反而还被派往战斗第一线,到二旅四团工作。

她由旅部到四团不久,便随部队下江南,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。从一上路开始,天天都是刻板似的急行军,白天隐蔽,夜里走路过封锁线。

1943年1月初的一个晚上,部队的前进路上突然出现了一束亮光,是敌人从路旁一座炮楼上打出的探照灯,光柱在几幢平房和两座高高的炮楼上划过一遍又一遍,阴森森地。徐敏跟随部队从敌人炮楼底下通过,神情极为紧张,忽然墙角拐弯处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:“别怕,轻步快跑,跟上!”

她听到这短促而亲切的话语,朝黑暗处感激地瞥了一眼,放心地一个小跑跟上了部队。

对她说话的就是四团政治处主任童炎生。兴许是受封建的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影响吧,童炎生和徐敏虽然早就认识,却相互还没有说过一句话。这次算不算两个人第一次说话,大家都说不算,徐敏却说算,她说她是用眼睛回答的。

童炎生是个不知疲倦的人,每到宿营地,他不是自己先去洗脸、烫脚、休息,而是先到各营连检查有没有掉队的同志,大家住的地方怎样,干部战士洗脸、烫脚了没有;就是部队休息后,他也还是忙个不停,不是査地形看岗哨,便是与团长、政委、参谋长研究第二天的行军计划。这一切都像一团火似的在姑娘心中燃烧。

童炎生潇洒、精干的身影不断出现在徐敏的眼前,根植在她的脑海里。战斗生活十分紧张,她想从脑海中赶跑他,却怎么也挥之不去,还渐渐由爱慕升华为爱情。她投给他含情的目光,他在与她的目光相碰中发现了她含情的目光。他也爱这个倔强、活泼、富有正义感的姑娘,甚至爱火在心中燃烧得都睡不着觉。但他越是爱她,越是不想与她结婚,因为他怕心爱的人因自己打仗流血、致残,甚至牺牲,而精神受到痛苦。

二旅旅长王必成、政委刘培善看出了两个人的恋情,觉得他俩是非常合适的一对儿,于是一商量,就当了月下老,分头找两人谈了谈,促成了这个美满的姻缘。

3月,江南大地花红柳绿,一片生机,四团经长途跋涉到达丹阳耳陵。在这里,童炎生以他和她的名义,写了一张二指宽的纸条,双方签名画押,按上手印,朝月下老刘培善政委手里一交,算是结婚登记了。团里的文化教员风趣地说:“童主任和徐敏结婚真浪漫,不用披红挂绿、放炮,只听枪声、炮声、手棉弹的爆炸声!”

是啊!浪漫也打着时代的烙印,分着不同的场合和时机。革命者从来都把自已的浪漫与国家、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!

就在两人把背包搬在一起的那天晚上,徐敏拉起童炎生的裤角:

“让我看看你的腿。”

“看腿干啥。

“我看你走路时有些跛。”

“是吗!我怎么一点也觉不出来!”童炎生半开玩笑地说,“兴许是负伤造成的。”

说着,他回忆起了自己两次负伤的经过。

那是1932年10月,童炎生班被“围剿”的白军包围了。他赶忙带领全班转移,白军想抓活的,紧追不放,两军形成赛跑。白军哪是红军的对手,何况对手是“飞毛腿”,童炎生和战土们三蹦两跃,冲出了包围圈。白军气急了,举起枪疯狂地朝红军射击,枪子儿没有他们走得快,敌军又用炮轰,结果一发化学炮弹在童炎生身边炸开,他的左腿负了伤。那时候环境恶劣,生活艰难,无医无药,就连找点盐水洗伤口也办不到,他只好找来草药敷上,不料伤口感染化脓,没过两天,伤口两侧就出现了半尺多长的烂肉,像血盆大嘴翻向两边。他想,不挖掉烂肉,好肉还会感染,于是便找来一把剪刀,咬住牙关,忍着剧痛,自己给自己施术,把烂肉剪掉,直痛得他身上冒出豆粒大的汗珠子。剪掉烂肉后,又敷上草药,伤口才慢慢长出肉牙,开始愈合。几天后,他就挂着棍子随部队上了山。后来,在另一次战斗中掩护营长撤退,右膝盖上方又中了国民党军的枪弹……

徐敏听着丈夫的叙述,更增加了对他的敬佩之情,不禁关切地问:“腿现在还痛吗?”

“只是在冷水里泡得时间长了有点感觉。”童炎生言罢,反问,“从来没有人说我走路跛,你怎么能看出来?”

“这就叫细微之处见精神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找个跛子当丈夫?”

“因为我知道你瘸得不平凡。你没听人说美人爱英雄吗!”

“没听说,只听说英雄爱美人。”

“去你的,我也不是美人,你也不是英雄。”说罢,两个人都甜甜地笑了。

讨伐“税警团”失臂一只

从1944年岁首起,日伪军为了置新四军于死地,在泰州至姜堰、海安一线,构筑了一条长长的封锁线,把新四军苏中三分区的前方和后方割裂开来。

位于这条要道以北地区的紫石县境内,有一支名叫“税警团”的反动武装。“税警团”原为两淮盐警,拥有4个团,约4000人,在苏北“税警团”的司令叫陈泰运,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。因为得到何应钦支持,所以新四军黄桥决战后,陈泰运暗中与日伪军勾搭,开办特务训练班,不断向新四军活动地区派遣特务进行破坏和策反。同时,他还多次指挥队伍袭击骚扰新四军过往部队和交通员,实际上早就沦为铁杆汉奸。

在“税警团”的左右两翼,还有一支从国民党军中分划出的部队“野三旅”。他们虽然打着抗日旗帜,但与日伪军却采取不战不和的中立态度,以保存其兵力和活动领域。新四军为了争取一切抗日力量,遵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,多方派人跟他们讲明形势,做了许多工作,但由于有“税警团”的存在“野三旅”却举棋不定,观望等待。

为了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,新四军苏中军区决定讨伐气焰嚣张、反动透顶、危害极大的“税警团”,教育和争取“野三旅”走上抗日道路。

9月22日拂晓,讨伐“税警团”的战斗打响。童炎生任政委的苏中特务第三团负责攻打张尤庄守敌。

“税警团”据守的地方在紫石县章郭庄、青墩、回香庵。这是个无船难通行的水网地带,地形易守难攻;加上陈泰运占山为王,早在一个个小岛上筑起高大而坚固的碉堡群,又对士兵进行了极深、的顽化教育,这一切,都给新四军的进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

战至10月初,特务三团以极大的伤亡代价,终于攻到张尤庄外围。童炎生正欲率部扩大战果,向“税警团”指挥所攻击,疯狂的敌人却扔出了一颗颗土造手榴弹,落地即炸,使得特务三团猝不及防,急忙收缩兵力。

“他妈的,这种手榴弹真厉害!”新四军退出前沿,童炎生跑到战士中间商量对策。大家合计,决定采用“以快制快”的战术。结果攻击成功,夺取了张尤庄阵地。陈泰运见新四军攻进庄,慌忙率领残部向时堰方向溃逃。

“敌人要跑!”童炎生大喊,“吴教导员,快带你们营跟我追!”

吴石梅教导员率部跟随童炎生穷追不舍,在时堰再歼“税警团”一部。

打扫战场时缴获了一批土造手榴弹。这时候部队集合,童炎生随手从地上捡起一颗土造手榴弹,走到队前,右手拿着土造手榴弹,挥动着左臂做战斗小结:“讨伐‘税警团’的战斗,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,现在战斗还在进行,但我们带来的弹药却消耗得差不多了。我们要彻底消灭敌人,就必须学会用夺来敌人的武器,武装自己,特别是学会使用这种土造手榴弹……”

“政委,你是全团有名的能人,你教教我们吧。”

“对,政委教教我们吧。”

童炎生看了看战斗热情极高的部队,减恳地说:“也好,待我等一会儿琢磨出来就教大家。”

他讲完话,离开人群向河边走去,边走边端详着手中的手榴弹,并自言自语地说:“这玩意跟鬼子的乌龟雷很像,就是引爆装置……”

特务员陈德凤怕童炎生试拉手榴弹出现危险,紧追几步,跑上前喊:“首长,别动手榴弹……”

陈德凤的话音未落,童炎生已经举起右手,用左手拉开弹弦,不料手榴弹未及扔出去就“轰”的一声,在童炎生手中爆炸了!顿时,童炎生右手的五个指头被炸得与手掌分离。

“政委出事了!”战士们一起朝童炎生围过去。童炎生简单地包扎了一下,又带领团军械助理员,攻克了这种落地即炸的手榴弹的性能和使用技巧。接着,他带领团队经过几天的冲杀,用“税警团”的土造手榴弹将“税警团”完全歼灭,战斗胜利结束。打掉了最顾固的敌人,使游离、观望的“野三旅”清楚地看到了“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”、“共产党说话算数”。“野三旅”对共产党产生了信任感,便把部队拉出来,站在共产党倡导的抗日统一战线上。后来这支部队还要求编入新四军。新四军首长便将他们编入苏北军区战斗序列。在新四军1945年展开对日军大反攻作战中表现很勇敢,打了许多好仗。

出生入死寻夫君

歼灭“税警团”的战斗胜利结束后,童炎生在特务员陈德凤等人的护送下,乘坐小船,通过日伪军的层层封锁线,来到东台苏北军区后方医院。医生当即给他从手腕处做了截肢手术。

就在童炎生做截肢手术之时,从战斗部队调到苏中行署工作的徐敏,检查完工作回行署,途中巧遇从前线归来的贺敏学。两人是华中党校同学,不及寒喧,贺敏学便劈头问:“你没去前方看童政委吗?他带花了。”

亲人负伤,晴天霹雳。徐敏的脸色变白,心跳加快。贺敏学见说露了嘴,赶忙安慰地说:“现在好些了,住潘家边后方疗养所,你去看看吧。”

徐敏赶忙到了师部驻地董家仓,找到政治部主任钟期光。钟期光让她到组织部打问一下。她找到组织部长吴嘉民。吴嘉民见隐瞒不住,便打开公文包,取出几封信递给她:“这是童政委写给你的信。”

徐敏抽出信一看,不禁迷惘、疑惑;这哪里是他写的字?不像,可又写着他的名字。不过,右手负轻伤,他在几封信里都提到了。轻伤就意味重伤!他太了解丈夫了,他是条硬汉子,再苦再累他从来不开口,就是到了万不得已非说不可时,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几句。想到这里,她急了,恨不得插翅飞到丈夫身边。

翌日天刚放亮,徐敏即在组织批准下踏上去找丈夫的征途。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第八天的傍晚,潘家边村寨在薄薄的夜幕中映入了她的眼帘。军区后方医院到了,马上就要看到亲人了,她高兴、激动,低着头风飘似的朝前赶路。

“姑娘,天都快黑了,情况这么紧张,你到哪里去?”

徐敏猛抬头,见是四分区张震东司令员骑着枣红大马站在她的面前,马的前后簇拥着几名警卫人员,好不威风。徐敏和张司令员熟悉,她将童炎生负伤的事叙述了一遍。

张震东“呵呵”地笑了笑,说:“你别到后方医院了,童政委早回了部队。”

“回部队了?”徐敏找丈夫扑了空,那颗迫切的心当下凉了半截。张震东劝她回去。她想,亲人打仗都能流血,我到部队看看他,安慰几句还不行?下定决心后,她随张震东到四分区住了两天,然后又跟着四分区到石莫家庄一带执行任务的侦察员上了路。临走,张震东让司令部四科给她带了路上所需要的粮票和钞票。

徐敏和侦察员经过一昼夜行军,通过奔家巷村封锁线,到达紫石县政府驻地莫家庄。县政府的同志告诉她,童炎生就在附近的特务三团后方疗养所养伤,她便摸着黑,一溜儿小跑找到三团后方疗养所,迫不及待地冲接待她的团卫生队长王湘、疗养所长李冰问:“童炎生在哪户老乡家住?”

“太不巧了,童政委前天去南线前方了。”王湘看着风尘仆仆的徐敏惋惜地说。

真倒霉,又一次扑空。她埋怨他,甚至都有些恨他。但转眼想,他有啥错?他不顾伤残奔赴前线,还不是为了革命事业、为了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同胞吗?理解是增进情谊的桥梁。她立时感到羞愧,忙口气和缓地问王湘:“我想到南线前方看一下行吧?”

“咋不行,你是军人,又经组织批准,只是…”王湘为难地说,“南线的战斗激烈,路上还要通过一条大河,日伪军在河两岸构筑了一条封锁线,防守很严,“还乡团'还住着敲锣队,一有情况就乱敲锣,通风报信。要去,一定得有部队护送。”

动用部队!徐敏为难了:战争激烈,我这种儿女情长的事,怎么能影响抗战的大局呢?

王湘看出了徐敏的心思,忙说:“你别急,一个星期后有1个排送油布去南线,我正等着与他们同行呢。”

徐敏只好住下来等送油布的部队。刚住下,日伪军“扫荡”来了,她赶忙协助疗养所的同志转移伤病员。伤病员刚安顿好,日伪军又扑过来,大家又转移。转移、转移,这哪里是后方。其实战斗在敌后的新四军,根本就没有前后方之分。

紧张的一个星期过去了,护送油布的部队来了。徐敏正高兴地等待出发,去县政府联系向导的同志回来说:“魏县长说,童政委昨天晚上在这里叫了一条木船去师部了。”

又是一盆冷水朝徐敏头上泼来,她又白白等了一个星期!

原来童炎生右手截掉后,杀敌心切,伤口还没有愈合就回了部队。不料,截肢处的皮肤收缩大,伤口一直不能愈合,只得进行第二次截肢。二次截肢后,他又没等伤口愈合就上了前方。这便使得徐敏连连扑空!不过,好在这一回她知道了丈夫的准地方。说起来还得感谢粟司令员,粟司令知道童炎生的情况后,为了让他安心养好仿,下了一道死命令,他オ不得不“老老实实”回到师部。

徐敏告别三团后方疗养所,在交通员的护送下踏上了回师部的路程。天公不作美,刚出门就大风降温,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般飘落而来,一夜之间,雪就下了一尺多厚。她跟随着交通员艰难地走呀走,快天明时,突然觉得身子疲乏、眼前晕眩、头重脚轻,很想找个地方体息一下,可白雪皑皑,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到哪里去找歇脚的地方呢!再说正在通过封锁线,敌情也不允许歇脚呀,无奈,她只好强打着精神行走。交通员看到她步履艰难,有气无力,便鼓励她说:“徐同志,再走30里,到了第二兵站交接点就安全了。”徐敏木然地点点头,继续跟着交通员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行走。但没走几步,她脚下一滑摔了个跟头,在雪地上打了两个滚儿,昏过去了。

“徐同志,徐同志!醒醒,醒醒!”交通员急喊。

天刚刚亮时,徐敏醒了,赶忙爬起身又跟交通员上了路……

在师部终于见到了好难找的童炎生!两个人相见,又高兴、又难过,半天谁也讲不出一句话来,只是久久地相互凝望着……

几分钟后,还是童炎生先开了口,安慰妻子地说:“革命战争总是会付出这样或那样的代价,没有流血牺牲怎么能換来子孙万代的幸福。我是幸存者,你应该庆幸、高兴才是。”

“这个我懂。”徐敏点点头说,“要不,我也不会跑出来打鬼子。”

“看来你还挺爱我这个‘一把手'。”

“去你的,不说正经的。"她推了丈夫一把,顺势紧紧偎依在丈夫的怀里。

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啊!它包容着这位战士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党的炽爱!也包容着对妻子的炽热之心!她陶醉了许久才起身问道:“你给我的信是谁写的?”

“我呀。

“我不信。”

“是童政委写的。”特务员陈德凤接过话茬,边进门边说,“不信你看童政委的左手指还肿着呢!”陈德凤说着介绍起来……

童炎生负伤截肢的第二天,就开始用左手练习吃饭、写字、打枪和料理生活。小陈见他吃饭时用筷子夹不上菜,就给他找了个小匀,但他不用,照常练习使筷子。小陈偷着帮他做些事情,他看到了耐心地相劝:“小陈,革命的道路还很长,为了让我能够很好地干下去,就让我多练练,熟能生巧。”

一天晚上,童炎生练写字。陈德凤来送水,看到他的左手肿得像胡萝卜,难过地说:“童政委,该休息了。”

他停下手中的笔,忽然问:“小陈,你说人为什么从小写字就用右手,不用左手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诙谐地说,“偏心眼呗!我一定要学会用左手代替右手去战斗、工作和生活,当然还要写出一手漂亮的字。”

信念是创造奇迹的母亲。童炎生后来果然用左手写出了一手漂亮的钢笔字。信不信由你,反正他儿子的战友把他写的信当做硬笔书法来临摹,这是后话。可这时徐敏听说丈夫为工作、生活把左手都练肿了,心疼地将他的左手拉到胸前轻轻地抚摸着,并从心底祝愿丈夫用留下来的这只手创造出奇迹来。

破衬衣引出的往事

1980年夏,身为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的童炎生到上海治病,住在延安饭店,在军以上干部食堂就餐,服务员在送菜时,他一起身,“刺啦”衬衫的肩头撕了一个大口子,皮肉裸露在外。坐在旁边的两个青年人听到衣服撕破的声音,投来惊奇的目光,笑了笑说:

“首长,你这树衫早该送博物馆啦!”

“你真……”

“吝啬!”童炎生接过话茬,一语点破地对两青年含情的说,“我们这些老家伙是穷过来的人,红军时期我还穿过从土豪家里缴获来的女人衣裳里。”

“都20世纪80年代了,还翻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干什么。”

“时代在发展,我也不赞成老是那么清贫,特别是你们青年人吃得好一点、穿得好一点,我没意见,问题是千万不要忘记艰苦奋斗啊。”

童炎生在上海衬衣撕破的事不胫而走,很快传到江苏省军区大院。人们说什么的都有,有的人说他“抠门儿”,有的讲他“守旧”,不过广大知情人却还是赞不绝口地夸他严已厚人、助人为乐、艰苦朴素……

司令部老干部管理处处长说,3年自然灾害时,为了减少国家负担,童炎生首先把组织照顾的炊事员退回去,并积极响应上级号召,在自己房前屋后搭棚造窝,养鸡养鸭养兔。这些小生命长大后,他自己舍不得吃,而是让公务员杀掉剁成块,分给左邻右舍和困难户。原司令部的一位处长说,那时我家里孩子多,生活困难,童司令只要家里动手做豆腐准有我一份,每当我拿起独臂人做的豆腐,心里就热乎乎的。附近有一位老菜农,年过六旬仍是个单身汉,平时离了烟酒就无力气干活,可那年月,烟酒按人头分配,谁都困难。童炎生为了让老菜农多种菜、种好菜,自己戒了烟酒,把他省下的那一份送给老菜农,而自己烟瘾发作了,就把烟蒂拿到鼻子下闻一闻。

司令部一位退休的老木工对几个认为童炎生“抠门儿”的青年说:“20世纪60年代,我老婆瘫在床上,几个孩子又小,生活很困难,童司令知道了,就将他种的菜隔三差五地送给我,我感动地说,你一只胳膊种点菜不容易,就留着自己吃吧。他却说:没关系,谁家还不兴有个困难。'年轻人,你们说童司令抠门吗?”

住童炎生邻居的一位首长说,老童还是个尊老爱幼的模范。他从小父母双故,老家只有一个表侄儿,解放后他将表侄儿接出来上了大学,大学毕业后正赶上支边,他就动员侄儿从内地到新疆去工作,现在,他的侄儿已成了高级知识分子。徐敏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,母亲一个人生活不方便,他就主动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。老人没牙齿,吃东西困难,每当家里吃肉时,他就特别关照保姆用肉末蒸成肉丸子送给老人吃。每次上街买东西,他都是首先买老人喜欢吃的东西,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老人跟他们一起生活了30多年,直到90多岁故去。老人生前逢人就说:“要是没有这个好女婿,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毁了。”江苏省新闻图片社得知童炎生敬老爱幼的事迹后,曾派了两名摄影记者到他家,要给他和岳母照相。他热情地接待记者坐定后说:“小敬老、老爱小,自古以来就是这些规矩,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,我做的算不了什么。”说罢便推托要去开会躲了出去。

他的公务员和家里的保姆回忆童炎生说,首长爱学习,每天早晨听新闻广播,晚上看电视新闻。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,对家里人也要求严,就连我们这些当公务员、保姆的也不例外。为了让大家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,他看到报纸上有什么好文章,就画出红线,晚上组织我们学习。

童炎生爱学习,关心国家大事,就在他生命历程走到最后的时刻,看不了书报时还让妻子儿女念给他听。1985年他去世后,儿子清理爸爸病床上的遗物时,从枕头底、床垫下、褥子下边找出来的尽是他看过的书报,不禁感慨地说:“我一定要向爸爸学习,永远跟党走!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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